(二)不同部门法上的风险控制工具缺乏比较与理性选择 部门法壁垒掩盖了不同部门法上风险控制工具的关联性和可比性，立法者因此可能忽视更高效的风险控制工具。
{5}虽然中国以基层巡回司法机构(派出法庭)为典型的某些司法场景，如田间法庭、街道法庭，甚至有时通过马背上的方式来移动(如电影《马背上的法庭》所表现)，还有女性模范法官温情不失端庄的办案风格等，但这些总是被认作条件简陋、人员不足，或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替代，或被宣称为吃苦耐劳式的道德表达和责任担当的政治宣扬。{29} 上述基层法院的法庭空间实践在如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调整法庭中心空间的物理人文搭配，从而形成新颖的法庭中心空间感知体验。
或许有人认为，上述法庭布局明显偏离了现代法庭环境建设的用意，更遑论推进标准的现代司法宏愿，这种批评的动机同样可以理解。因为趋同化的模式并不能保证获得趋同化的效果。如同建造一个房子，初始指向了居住，没有其他。司法为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思想感召、方向追求，亦为情绪激励，然而其中并不必然包含在具体语境中如何策略化、具体实操的工具考量。{43}120这里，各类西方建筑传统符号在建筑中的大量使用以及高大的台阶都在象征着法院建筑特有的威严。
{1}165故生活中，在某些需要细致和耐心的职业领域(如医护、幼教、接待)女性多占较高的比例。{46}第二，因为严肃性、庄严性是核心概念，如此，社会的微观控制和心理层面的意识形态规训才能得以实现，法庭也才能没有偏差地审理裁判。现在，我国全面推进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绝不能再引进这种极端的控权理论。
[20]党规与国法同时作为国家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宪制与法治的重要特色，其根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地位和作为国家唯一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中国的民主党派均为参政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宪制、法治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在对公权力加以严格监督制约的同时，鼓励公权力执掌者积极干事创业。各地各部门认真实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区分开来原则：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因为十九大确定的建设、发展和改革的基本条件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对于明显违宪、违法的恶法，根据实质法治的要求，公民在穷尽其他救济途径后可以自行依法抵制，直接拒绝履行恶法为之确定的义务。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大以后，部分政府机构与党的机构合并或者合署办公，党直接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范围和领域进一步扩大。
城镇新增就业方面，2003年建立统计制度以来，年均实现新增就业人数117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长期处于低位。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称为判例法，对今后本级和下级法院审判同类案件有法律约束力，相当于硬法。法律的有些基本原则兼有公法和私法的双重性质，同时适用于公法和私法领域，如公平原则与诚信原则等。其六，特别强调正确处理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关系，既强调形式法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也重视实质法治，追求良法善治。
依宪治国和法治政府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宪制和法治的基本要素。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国家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他们认为，根据我国当前的立法体制和立法能力，立法很难适应发展、改革、创新的需要，有些法律一时半会出不来，有些法律过时，不好用，怎么办，发展、改革、创新不能停下来，因此只能突破现行法律而先行先试。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均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域外某些国家，特别是不成文宪法国家，如英国，宪法惯例(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或称政治惯例)是重要的宪法渊源之一。例如，我国宪法序言明确规定建设五大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因为人大代表的产生不受党派和利益集团的制约，根据我国宪法第3条第2款的规定，它通过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10]这些权利分别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第42条至第47条、第49条。
既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构建宪制和法治，自然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宪法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甚至其最后可以选择适用宪法。[19]卢梭这样的直接民主设想当然是美好的，但在中国这样的大国，甚至在现时代的中小国家，那都是不可能实际实施的制度设计。另外，按照规定，国家可以向参与特定时期、特定领域重大工作的公务员颁发纪念证书或者纪念章。因此，有必要就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宪制和法治关系这一层面展开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劳动者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职业安全卫生保护权、女性劳动者特殊劳动保护权、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权等各项权利均得到依法保障。有些时候，执法者适用下位法不合适，其可选择适用上位法。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发布若干指导性案例，对本级和下级法院审判同类案件起指导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在当时提出这样的十六字方针，是有着反思十年文革教训的历史背景的。
然而，良法、恶法的判断非常复杂，对于良与恶由谁判断，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否自行判断法的良与恶而决定遵守或不遵守，执法机关可否自行判断法的良与恶而决定执行或不执行，法的良与恶有一个度的问题，达到多大程度的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才可以自行决定不遵守，执法机关才可以自行决定不执行等问题，不是随便可以认定的。公民社会规则，或称社会法，[23]同样构成国家治理领域中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行人民民主，并实行党内民主。例如，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如不遵守判例确定的规则，之后在行政诉讼中就可能因法院遵守先例而承担败诉的风险。因为党不是国家机关，不能完全适用国家硬法。[26]在改革实践中，有些事项只是一种改革实验，尚不具备启动修法、立法的条件，立法者可以主动授权执法者在特定时期暂停实施某一特定法律法规，或者某一特定法律法规的某一特定部分或某一特定条款。
[15]参见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31条、第32条、第42条，我国《行政许可法》第5条、第7条、第36条、第38条、第40条、第46条、第47条和我国《行政强制法》第4条、第8条、第18条、第35条、第37条、第51条。一般认为，作为法律部门的社会法，主要包括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劳动法、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你不愿意控制自己的权力，恣意滥用权力，放任自己的官员腐败的执政者，总有一天，人民会忍无可忍。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2013年8月30日通过)。
其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
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司法机关只审查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力行使进行监督制约，不审查法律的合宪性。例如，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上海自贸区调整我国《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有关行政审批的规定，暂停相应法律有关规定在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实施。这24项基本权利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政治权利和自由，共5项，包括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权，平等权，选举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权，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发展党内民主，通过党内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带动和促进国家层面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领导体系、党的执政权力结构、党的执政方式与党的组织、党的纪律、党内监督、责任机制等，是国家法律、法规所无法调整而必须由党内法规调整的。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许多智者、哲人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反腐败、反滥权对策。
其在反腐败、反滥权的同时注意防止社会形成促使公权力不干事、不作为的消极反向激励机制。党行使宏观的执政权力和直接行使相关的国家公权力，在当今治理现代化的条件下，必须以宪制和法治为基础。
历史经验告诫人们，党必须依靠宪制和法治执政，必须依靠宪制和法治领导。教育反腐是个需要长时间方能见效的工程，对于已经腐败成性的官员来说，仅靠教育是不可能使其自动收手的。